Fiona的生活點滴

「真相‧巴萊」的意思是「真正的真相」。為什麼Dakis先生要寫這樣一本書呢？

「霧社事件」這四個字可以說響噹噹，一提起來，給人如雷貫耳之感。不過，霧社事件對我們來說，恐怕還是迷茫多於清晰，甚至誤解多於了解。可以稍稍感到寬慰的是，這一、二十年來，我們逐漸聽見遺留在部落的聲音。這是歷經幾度浩劫後的遺音，其微弱、其殘缺，可想而知。雖然如此，部落的聲音畢竟終於慢慢浮現了。Dakis先生受邀擔任《賽德克‧巴萊》影片的族語指導時，不是沒有猶疑，因為電影的情節很可能不符合、甚至嚴重悖離他所認知的事件真相，但最後他選擇承擔。電影作品是導演的創作物，雖是以真實事件為題材，畢竟不是歷史研究，情節要作何安排，是編劇和導演的事。但是，身為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，並且負載著部落老人家的遺音，Dakis先生有他的責任，那就是將他所了解的霧社事件提供給讀者參考。

在這本書中，讀者可以讀到和電影情節不同的記述，例如，莫那‧魯道（應該說馬赫坡社）並未參與人止關之役，也未捲入姊妹原事件，倒是參與了電影沒演的薩拉茅事件。此外，本書很重要的還在於Dakis先生對賽德克族Gaya的詮解，並試著從Gaya的角度理解霧社事件。

Gaya是祖訓、傳統規範或律法之意，是賽德克族文化的根基，也是行為的最高準則。Dakis先生指出，霧社事件是賽德克族德克達亞群（Tgdaya）在Gaya遭受空前浩劫之下的大反撲。善哉斯言！臺灣原住民的「獵首」有一定的條件，且有一定的規範要遵循，「個人性」很低；影片中莫那‧魯道和鐵木‧瓦力斯因小故結下樑子、互撂狠話，一個說長大後要取你的頭，一個說不會讓你長大，其實這脫離原住民本事，比較像漢人的想像。再如清流部落老人家所傳述的，莫那‧魯道次子巴索因中槍不堪其苦，示意族人解除他的痛苦，最後哥哥達多逼不得已而開槍；電影中則由虛擬的少年巴萬執行，這既不符合史實，也違反賽德克社群的長幼秩序。

以上這些質疑不是要對電影提出批評，我想Dakis先生無意（也無權）要求電影符合他所認知的史實。但指出不同之處是他的責任，就如同若有人問我，到底電影中哪些地方欠缺文獻根據？哪些是史事的變形？作為略知霧社事件的臺灣史研究者，我當然有責任盡己所知給予回答，更何況是背負著已經過世的老人家的記憶的餘生者後裔呢！魏德聖導演催生這本書，列為電影宣傳攻勢之一，可以看出魏導演深知這種區別，也令人佩服他的大方和心胸的寬廣。

部落觀點是我們過去研究霧社事件最欠缺的。讀者可能要問：那麼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我無法代表餘生部落講話，在這裡，容我將傾聽到的重點提出來和讀者分享。

長期以來，莫那‧魯道被視為霧社事件的英雄人物，且近乎是唯一的英雄。這有它的歷史背景，我們不去細論。在賽德克族和泰雅族的傳統文化中，頭目基本上不是世襲的，是靠英勇和領導能力而為族人所認可和追隨。莫那‧魯道就是這樣崛起的，他的父親不是頭目，他的兒子也不必然可以繼承他。Dakis先生說，在族人心目中，莫那‧魯道的確是英雄，族人對他既讚佩又敬畏，認為「他一生所為是無法冀及的」。

但是，霧社事件有六個部落共同參與，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頭目，每個頭目都有他令族人讚佩和敬畏之處。除了頭目之外，許多族人英勇赴戰，還要加上三個部落（巴蘭、度咖南、卡秋固）的勇士，雖然他們的頭目拒絕共同起事，但勇士們奮起加入，十五名倖存者還在翌年「秋後算帳」中罹難。換句話說，六社（九社）英雄何其多！但最後只有莫那‧魯道為外人所知，其他人連個名字都沒留下。此外，莫那‧魯道全家二十餘口，戰死的戰死、自縊的自縊、自殺的自殺……只剩下大女兒馬紅倖存，後來還幾度自殺未遂。這是非常悲慘的，但是六社每個家族都如此，一樣悲壯、一樣悲慘、一樣殘破、一樣堅忍餘生。這是戰後，在清流部落，當主流社會凸顯莫那‧魯道時，「老人家會不高興」的原因。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莫那‧魯道不是英雄，而是更多英勇犧牲的族人都被抹消了。「真相」容或是人世正義的第一步。

《賽德克‧巴萊》以馬赫坡部落為主軸，是莫那‧魯道的英雄物語。如果電影能夠使觀眾想進一步了解其他的英雄，那麼，莫那‧魯道的「英雄化」反而可以帶來「去英雄化」的效果，讓我們的認知提升到另一個次元，在那裡，我們將真正看見通過祖靈橋的英雄群像。另外，就我粗淺的認識，原住民（或我稍微熟悉的泛泰雅族）的傳統文化社群感很重，不強調個人性，這可以從射日傳說中清楚看出，那是一群人經過兩代接力、合作完成大任的故事，不同於「唯一英雄」后羿。漢人文化突出個人的「英雄崇拜」，似乎不是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構成。

但是，在獵場、在戰場，個人的英勇卻是「無上命令」。在霧社事件中，我們看到荷戈部落頭目塔道‧諾幹（Tado Nokan，歐嬪‧塔道〔Obing Tado〕／高山初子／高彩雲的父親），雖然一開始並不贊成反抗日本，但最後在激戰中英勇戰死。羅多夫部落的布呼克‧瓦歷斯（Puhuk Walis）帶領十二名勇士力戰協助日方的道澤群襲擊隊，導致對方頭目鐵木‧瓦力斯（Temu Walis）和十餘名戰士陣亡。莫那‧魯道的長子達多和次子巴索，在作戰中都顯示了非凡的勇氣；達多和四位勇士奮戰到底，最後飲酒、歌詠後從容自縊（第四十三天），堪稱霧社事件「最後的戰士」！

霧社事件本身已經夠慘了，翌年的第二次霧社事件，以及其後的十月清算，則是慘上加慘。原本六社共一千二百三十六名族人，霧社事件後喪失超過一半的人口，剩下不到六百人，在翌年四月官方默許的道澤群大屠殺中又死了約一半人口，只剩下二九八人；換句話說，只有四分之一弱的人倖存。 五月六日 ，他們被迫遷居川中島（今天的清流部落），從高海拔（六社舊址約在海拔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公尺之間）降到海拔四百五十公尺的平臺，且距離傳統領域五、六十公里之遙，氣候水土完全不同，若干族人受不了自殺，或逃亡被殺。然後，在黑色的十月清算中，又喪失二十三名的青壯族人，約占餘生者的十分之一！請注意，絕大多數是青年！

我個人一直認為，真正的真實往往比虛構更震撼人心。一九三一年的十月清算，是為了剷除殺日本人卻逃過一劫的漏網之魚。一百零六名族人被帶到埔里街參加歸順式，在郡役所被點到名的人「進去」之後，官方將他們的衣服拿出來，要家人拿回去。家人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。瓦歷斯‧巴卡哈（Walis Bagah）是羅多夫頭目的二兒子，他被警察點到名時，馬上對父親說：「Betaq ta hini di!」（我們就到此為止。）那種面對命運的鎮靜，讓人動容。然後，少了五分之一強的「隊伍」，就這樣，沒人問一聲，默默搭臺車返回部落。回到部落，他們對其他人說：「我們的青年沒有了。」

讀者 諸 君，你知道瓦歷斯‧巴卡哈幾歲？才二十歲！那種鎮靜，要如何理解？然後，那些回到部落的婦孺老幼，必須面對少掉二十三名青壯年的真實日子。他們不想念、擔心這些子姪嗎？那些族人在拘留所的際遇，又是如何呢？日文資料記載，那些族人從該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初陸續「病死」在拘留所。真的嗎？有一些非常可怕的傳說……以國家暴力遂行個人或族群的復仇惡念，肯定是在人間造地獄。

如果我們能拍出這一段故事，那麼，我相信我們會在他們堅忍的沉默中，深刻感受到霧社事件超乎言說的悲慘，並稍稍了解外來強權統治對臺灣原住民社群的致命斲傷和摧殘。

二十歲的瓦歷斯‧巴卡哈，讓我想起前政治犯蔡焜霖先生的回憶。他說，他十九歲時被捕，有一位原住民青年和他們約一千人關在後來的來來飯店的大牢（時約一九五○年），他猜那位青年大概十七、八歲吧（青年的哥哥也被抓）。某天清晨，那位年輕人被點到名，要被處決了。他穿載整齊下來，一個一個牢房，抓著欄杆，和大家一個一個說：謝謝前輩的照顧，我現在就要去了，各位珍重。八十歲的 蔡老 先生說，這位原住民青年的臉還很幼嫩，鐵青著，就這樣走出去了。我總覺得，我們欠他一句話。

霧社事件爆發之後，參與起事的部落，每個族人，男人、女人，都面臨生死的抉擇。花岡一郎和花子、二郎和初子也是如此。根據文獻和族老證言，花岡一郎和二郎事前未被告知，他兩人是日本人培養出來又任職警察機構，族人舉事不讓他們知曉，應該比較合乎事理。但當他們發現族人蜂起格殺日本人時，當下的震驚、衝擊、掙扎，以及最後終於選擇承擔族人的共同命運，悲劇色彩非常濃厚，是文學創作的絕佳題材。霧社事件值得很多部好電影，可以從不同的部落、不同的家族、不同的人物切入。或許接下來我們可以期待另一種拍法，不須打破茶壺、忘記彈風琴，卻在倉皇中奔尋生命的出口……最終，集體死亡成了唯一的選擇。也不須演沒發生過的「反攻馬赫坡」，那原本的素朴的悲壯或許更感人。我們還有好多可期待的呢！

Dakis先生從老人家口中獲得珍貴不可替代的訊息，他和表兄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大量收集文獻材料，並且探勘事件遺址，合作撰寫《霧社事件101問》，已完成約一半，精彩可期。託鄧相揚和邱若龍兩位先生之福，我得以認識Takun先生、Dakis先生，以及清流部落的族人，有機會向他們學習，學習這塊土地的歷史，是個人極大的幸運。這次受邀為Dakis先生的大作《真相‧巴萊》寫序，更是莫大的榮幸。

最後，我很希望這本《真相‧巴萊》能藉由電影的風潮，引發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歷史文化的興趣，進而關心原住民族的當前處境，並反省社會主流思維的盲點和惰性。臺灣原住民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離失所，試問：要他們為你唱歌跳舞，歌頌你自認為的精彩，不是文明的假溫柔暴力，又是什麼呢？